创建新时代国有经济制度体系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　杜天佳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全面回答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做出了重要发展和深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有经济制度体系的建设与创新，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地位，对其他领域制度建设及国家治理效能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重大经济制度创新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二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着眼于新的实践和发展需要，把这三项制度并列，都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出了新概括，对我国经济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做出了重大理论创新，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建设的战略图谱
　　仔细梳理《决定》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部分的阐述，可以发掘我国经济制度体系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图谱”——“三个基本原则”和“一个发展模型”。
　　三个基本原则。在所有制方面，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大力调整所有制结构，促进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健康发展。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彰显出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对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所有制主体平等原则”。
　　在分配制度方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同时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强化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彰显出对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价值同等对待，尊重和保护各类要素投入和贡献获得应得回报的“要素平等原则”。
　　在资源配置方式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要素配置、科技创新等机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彰显出将公平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确保所有市场主体都能获得公平竞争权利的“公平竞争原则”。
　　一个发展模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日趋复杂。国际方面，全球化规则面临重构。国内方面，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明显，经济下行压力日渐增大。未来30年，中国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企业要成长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方向和路径何在？《决定》勾画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崛起经济发展模型——多维发展范式，由两个维度和四个参量组成。一是时间维度，包含改革和创新两个参量。改革，是破除已有的障碍、修正发现的错误，目的是激活存量；创新，是突破现有的框架、创造未来的动能，目的是释放增量。两者都需要时间成本，用时间来换空间。二是空间维度，包含开放和协调两个参量。开放，是从商品、要素、制度等全方位，提高中国与全球经济互动的广度和深度。协调，是从产业、区域、城乡等多层次，优化经济与社会活动的空间布局。对中国而言，开放和协调，既是改革，也是创新。与时间维度不同的是，开放与协调旨在用空间来换时间，作用是推动甚至倒逼改革和创新。
　　新时代国有经济制度体系建设和创新
　　广义的国有经济制度体系，是指在集成狭义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国有资产监管相关政策手段和工具的基础上，形成一整套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根本制度，同时与市场经济体系相融合的制度体系框架。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新时代国有经济制度体系，是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的要义所在，是新时代坚持好、巩固好、完善好、发展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对于维护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和指导国资国企改革，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新时代国有经济制度体系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狭义的国有经济制度体系，包含农业国有经济制度体系、工业国有经济制度体系、服务业国有经济制度体系和非经营性国有经济制度体系，科学区分和清晰界定不同类型国有经济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步骤、总体布局、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
　　二是国有企业制度体系，包含产权制度体系（股份制、股权多元化、混合所有制等），分配制度体系（薪酬分配、股权激励、分红权激励等），公司治理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国有企业党建等），经营管理制度体系（组织管控、质量管理、市场化经营等）。
　　三是国有资本制度体系，包含资本布局制度体系（主业管理、清单管理、优化资本配置、化解过剩产能等），资本运作制度体系（基础管理、运营效率管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等），资本收益制度体系（预算管理，考核管理，收益管理等），资本安全制度体系（业务监督、综合监督、事中监管、事后监管、责任追究等）。
　　四是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体系，包含监管理念制度体系（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出资监管、大国资格局等），监管重点制度体系（整体功能、布局优化、统筹配置、合理流动、保值增值等），监管方式制度体系（含市场化监管、法治化监管、一企一策、授权放权等），监管导向制度体系（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