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发区模式的全球价值

在世界银行定义中，“开发区”也被称为“经济特区”,是指国家在领土内划出一定范围，实行特殊政策，实现特定经济目标的区域。经济特区的早期形式多以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为主。上世纪70年代，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引致经济特区向科学化、综合化和跨国化发展，各国纷纷制定各种区域特殊政策，建立了诸如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商业园区、工业园、工业团地、科学园、技术园、研究园、技术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态工业园区、创意产业园区、旅游度假区、综合改革试验区、边境和跨境合作区等各类“经济特区”。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开发区经历了从诞生、成长到壮大、辐射的过程，成为全球开发区400年发展历程的缩影。开发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的最前沿，是我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和探索前路的试验田。而历经1.0、2.0、3.0、4.0的发展阶段，实质上是开发区在适应不同阶段发展环境，不断寻找自身新定位、新出路与新升级曲线的一种创新过程。
在20世纪80年代的1.0阶段，开发区的主要目标为吸引外资，促进出口和发展工业，功能较为单一，多为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阶段主要以四个经济特区和天津、广州、大连、青岛等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刚刚萌芽。
在90年代的2.0阶段，开发区更加注重体制创新和产业集群发展，功能更为复合，许多开发区依托城市发展，从产城共生逐渐发展至产城融合、产居平衡，这个阶段的经开区和高新区均取得长足进步。
在2000年之后的3.0阶段，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开放程度不断加大，制造业升级、科技创新和服务业倍增成为主流，开发区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纵深发展。200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哈边境合作中心，拉开了跨境合作区建设的序幕。
2010年进入4.0阶段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发区的开放创新进入新里程，打造国际标准营商环境和营造美好生活环境成为主旋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思维，促使生态发展、产业升级和向海外“走出去”成为开发区的新特征，推动了开发区价值模式的传递得以在全球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上演。如今，我国开发区的功能日渐丰富，已经从促进贸易与投资、推动特定行业发展、推进科技创新、引领改革试验、加强跨国合作，渐渐行至营造美好生活。
国际产业转移潮流下的发展经验
开发区是产业发展和转移的载体，更蕴含着诸多全产业发展和转移的故事。
自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曾多次发生大规模产业转移，我国开发区的主要发展集中于第三次和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时期。目前，第五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悄然来临。伴随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更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加入到接受产业转移的行列，我中  国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产业逐步向这些地区进行梯度转移。
在全球产业转移背景下，亚洲开发区的发展先驱应首推新加坡裕廊工业镇。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抓住全球产业转移契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经济，将人烟稀少的沼泽地规划成为综合独立工业镇。经过50余年发展，新加坡经济脱胎换骨，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非凡的经济成就。以裕廊开发与管理经验为基础，新加坡逐步摸索出一套完整的现代化管理经验，形成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建立了包括新加坡科学园、国际商务园、大士生物制药园、纬壹科技城等在内的一批优质产业园区。这种开发区模式也带动了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成为“东亚模式”的重要范本。
9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为转移国内低附加值产业，实现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的产业升级，出台“区域化2000”计划，进军周边东南亚国家，建立了批海外工业园区。这期间，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合作在苏州建立苏州工业园区，将科学规划促进产城融合发展、政联公司主导经营管理、全球范围集中招商、注重创新要素带动、服务品牌输出等新加坡经验传递到中国。近年来，除与中国、印度、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紧密合作外，新加坡也在海湾地区进行集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工商业投资，使其境外园区版图进一步扩大。2018年，新加坡和中国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将共同到第三国开发新的产业园区。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海外产业园区发展
2015年，国家颁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一中亚一西亚、中国一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同年，针对全球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现状，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将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12个行业作为重点，分类实施，有序推进，标志着我国推动产业转移的开始。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与深化，蓬勃发展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及中国经验向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平台。据商务部统计，至2018年9月，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项目共113个，覆盖46个国家，涵盖资源加工、制造加工、农业加工、商贸物流、科技研发等多种功能类型，累计投资达366亿美元，总产值超过1000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30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近30万个。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中国同沿线众多国家的产能合作，中国开发区借鉴国际经验不断探索而形成的全套管理模式已作为“中国品牌”走向世界。这种更为强调政府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东道国政府的初始推动作用，在一个尚不拥有完善市场的地区，以基础设施投资、公共设施投资和政策环境营造，吸引企业进入，推动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从而导入人口，促进市场形成与民生改善的模式日渐助推中国开发区走向世界。
在这一阶段，得益于充分借鉴我国先进开发区的建设经验，通过积极争取双边政府支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推行精准招商、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尊重当地文化、加强本土人才培养、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等方式，境外经贸合作区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面的突破发展，在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的同时，也推动了东道国的工业化进程。但总体看，我国
境外合作区建设仍处探索阶段，还存在经验不多、低  水平同质竞争、投资运营模式水土不服、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不够健全等问题。
“请进来”与“走出去”的中国开发区价值
我国在建设发展开发区的过程中，吸收了诸多国际经验，经过总结和实践，逐渐形成了中国开发区模式，并在海内外产生一定影响。这之中，“请进来”和“走出去”彰显了我国开发区引进、消化、吸收和传播的生命周期。
2018年→苏州工业园区GDP→2550亿元
自1994年创立以来→实现GDP增长200倍
人口增加近10倍→人均GDP增长20倍
·将新加坡理念与本土特色相结合
共商规划 共建设施 共引产业 共建品牌 共享成果
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便是成功的国际合作案例。2018年，苏州工业园区GDP达到250亿元，自1994年创立以来，实现GDP增长200倍、人口增加近10倍、人均GDP增长20倍；产业不断升级，居民生活质量大幅提升，开发区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准与国际接轨，而这些成果均要归功于园区充分借鉴新加坡在树立亲商理念、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与民间资本合作提供充足公共产品、吸引投资和人才等方面的公共行政管理经验。
概括看，苏州工业园区将新加坡理念与本土特色相结合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共商规划、共建设施、共引产业、共建品牌和共享成果五个方面。
共商规划，即在开发初期就要建立“共同协商科学规划”的机制，这是园区建设发展的基础保障性措施。通过共商规划，一方面，可以构建良好的沟通活动机制，保证新加坡先进经验能够在园区落地实施：另一方面，也可为建立有效的园区运作机制奠定基础。
共建设施，即中新两国政府共同出资组建“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成为园区开发主体，保障了园区开发工作在执行层面的具体落实。
共引产业，即中新双方十分重视协同创新招商，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为园区提供了具有丰富招商经验的招商人员和遍布全球的招商网络。
共建品牌，即重视中新合作经验的输出。近年来，受到土地资源约束、要素成本上升压力的影响，园区积极探索“走出去”的新路径，在南通、滁州、宿迁、银川、嘉善等地建设产业园区，为海外的中白工业园和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提供咨询服务，创新实践了中国开发区的示范品牌。
共享成果，即园区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社会稳定、人民幸福，实现了企业、居民、政府共享发展成果的和谐局面。
综合苏州工业园区的合作建设经验，中国开发区走出去”主要需考虑四方面内容：
一是建立双边协调及政策沟通机制。合作区应建立健全政府间协调机制，围绕政府间合作协议、双边工作委员会、联合办公室等层面开展各项工作。通过协调机制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沟通，以落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的相关协定，明确入区企业优惠政策及实施细则。若合作区所在地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不甚完善，我国政府也应给予相应的配套支持政策。
二是组建合理的城市规划、建设及管理体系。合作区在进行规划编制前，应充分调研国家、区域、城 市情况及两国规划体系间的异同，形成科学合理的规划体系。双方要对共同编制的城市规划负责，并建立  精简高效、充分授权的管理组织体系，依据法规、制度进行精细化管理与全过程跟踪，不断完善规划编制  与管理工作。同时，应建立市场化综合开发主体，以合理的开发时序开展区内基础设施开发、招商引资、工业和商住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项目管理、咨询服务、产业开发、产业投资等业务，并鼓励东道国的国资或民资企业加入开发主体。在城市建设中，应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立以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为龙头、以源头控制与全过程治理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切实有效保护当地的生态自然环境。
三是建立高效完善的招商引资及服务体系。高效的招商引资体系是合作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招商团队应分工协作，按照合作区发展的生命周期有序推进招商步骤，引入适度超前的产业地块开发模式，为项目引进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亲商环境。同时，还应建立完善的企业服务体系，提供“一站式”服务机构、全生命周期服务模式、针对性政策支持等，并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各项服务进行监督管理。
四是完善社会民生服务与管理需求。开发建设合作区不仅要发展当地经济，更需提高当地居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合作区应针对区内常住人口规模，逐步建立不同层次的民生服务圈，满足不同人口结构的多样化社会服务需求，创建多元融合社区同时，还应建立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共治的社会服务机制，实现服务型政府、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的三方良性互动，推动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