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9省市立法 谁会飞得更高

11月25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将于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截至目前，已有浙江、广东、河南、河北、广州、江苏、深圳、北京、南昌9省市先后发布了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条例。

自2007年至今，数字经济作为经济新形态产生，与15年前信息化赋能传统经济情况相比不能同日而语，有必要通过新的数字经济领域法律进行调整。2022年1月12日，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在国家战略规划的指引下，多地纷纷立法，出台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地方制定和发布数字经济相关法律法规，已成为目前的一个立法趋势。”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指出，作为引领未来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有条件的地区利用先发优势，正在争相起飞。

各地各显神通

“从各地已出台的条例来看，数据要素的战略意义得到充分体现，挖掘数据要素价值受到普遍重视。”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处长、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凤霞指出，已出台的这些条例都强调，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和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加强数据安全保障。

她举例说，在这方面，从北京出台的条例内容可以看出，未来几年，北京市数据基础制度建设步伐将加快，如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制度、数据资产目录和定价机制、数据资产登记和评估制度等。

“从9省市已出台的条例来看，各地均包含了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要素资源、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等方面，为数字经济全方位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同时，各地条例也体现了一定当地特色。”赛迪顾问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总经理刘旭说。

北京市将“智慧城市”单独成章，还包含设立金融、医疗、交通、空间等领域的公共数据专区，以及市政府可以开展公共数据专区授权运营，规定不得利用数据、算法、流量、市场、资本优势，排除或者限制其他平台和应用独立运行，不得损害中小企业合法权益等内容。

“这是其他地方条例所不具备的内容，体现了北京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执哨者’先行先试、审慎管理的责任与使命。”刘旭说。

江苏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但在创新方面与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区相比仍有一定差距，遂将数字技术创新放在条例首位，通过立法加强数字创新制度供给，以补齐自身短板，推动数字经济更高层次发展。河北在条例中专门设置了“京津冀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章节，明确在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共享、政务服务、产业发展等领域与北京、天津的衔接协同，以深度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要求。

广州、南昌等城市条例中，相对更为重视优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如广州的条例全文11次提及人工智能，以巩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优势，推动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建设;南昌则提出支持VR产业发展，打造世界级VR中心。

刘旭认为，总体来看，未来各地的数字经济立法工作中，在与国家现行法规、标准衔接、融合的基础上，将更加注重结合当地数字经济实际发展需求和当前的堵点难点，切实促进本地数字经济发展。此外，目前全国数字经济立法工作呈现了东部先行的特点，西部地区尚处空白，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西部地区也应依托自身优势，更多关注算力建设、数据资源探索，从立法层面为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保障。

北京高精尖科技开发院院长汪斌指出，地方立法的着力点，是在法律框架之下，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数字产业化发展和产业数字化改造，前沿领域、重点领域探索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等方面做了制度设计。其中，数据资源是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因此，各省市条例在加强数据资源利用和保护方面都做了相关规定。

“注重结合当地实际问题和发展需求及与国家现行法规和标准的融合，各地数字经济立法既有相同点，又各有侧重。”汪斌总结说。

谁会飞得更高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该行业占GDP的比重在10年内翻了一番，达到近40%。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经济最先会在哪个区域起飞?如何起飞?谁会飞得更高?

“在治理数字化方面，北京率先建立智慧城市总规、控规、专项规划和顶层设计四级规划管控体系，开全国先河。”于凤霞认为，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数字科技创新领先、产业数字化转型全面加速”。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已有的基础和优势，北京在条例中提出了“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目标。

“从大的区域来看，我个人看好粤港澳大湾区。”刘旭根据赛迪顾问连续6年对中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监测评估，以及发布的《2022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指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群，整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已居各大城市群之首”。

他分析说，粤港澳大湾区兼具了纽约、旧金山、东京世界三大湾区的主要功能，并且产业链条完备、互补性极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潜能放眼全国势不可挡。与此同时，粤港澳湾区内部各城市正逐渐打破空间限制与行政壁垒，湾区“1小时生活圈”全面落成，人流、物流和资金流流通顺畅。

“可以说是中国培育具备全球竞争力数字产业集群非常合适的‘种子选手’。”刘旭说。

“这9省市中，北京的条例是最为成熟、操作性最强的。”赵刚分析说，浙江领制度创新之先，最早出台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为各地数字经济立法提供了样板;广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举全省之力探索制度创新的方法和路径，广州和深圳等市也分别出台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北京数字经济地方立法历时2年，突出制度创新的前瞻性、专业性、严谨性和实用性。

赵刚指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和数据生产要素投入。因此，数字经济最先起飞的区域将满足3个标准：数字软硬件技术创新和应用活跃，产业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以及数据资源丰富。

按照这3个标准，数字经济腾飞将最先从软件技术创新和应用强的北京、江苏等区域，硬件技术创新和应用强的广东、上海等区域，以及产业资源丰富的浙江、山东等区域发展起来。

从产业集聚的园区看，凭借数字技术创新、数据要素、人才等资源优势，北京的中关村、深圳的南山、上海的张江等仍将是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要集聚区。

“北京和广东将处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引领地位。”赵刚判断，未来，在立法保障下，北京、广东、浙江等省市的数字经济将突破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进入更加健康快速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