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区发展离不开产业联系的构建

引言

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首当其冲的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半导体产业链的芯片环节。美国使用了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制裁中国。2020年新冠疫情使技术贸易局势进一步恶化，芯片短缺已影响到全球的汽车、手机、消费电子等多个行业；中国的乳制品等不少行业的国际供应链安全受到威胁；在装备制造业中，高精度、高速度、高强度、高稳定度的产品大量依赖进口的问题凸显。

产业链断裂的极端压力，引起中国对产业链安全性的高度重视；在国家层面布局全产业链，推动产业供应链的多元化。中央明确提出，要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一、产业联系对园区发展至关重要

20多年来，各省市乃至各园区都把打造全产业链作为发展经济的“抓手”。从“打造链”、“夯实链”，“延长链”，到“建链”、“补链”、“强链”，产业链作为热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最近，各地正在编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十四五”规划，均提出要提升制造业产业链水平。

产业链是由产业联系构成的。产业联系错综复杂，有产业上下游环节的供应联系、官产学研用的联系；内外资企业的联系、国企和民企的联系；地方或全球联系；技术、资本或社会联系；同业或异业联系；贸易或非贸易联系……说到产业联系，你是否会想起那些社会关系多、市场信息灵的经纪人呢？有的地方同行企业竞争激烈，供销员或业务员在企业间跳来跳去，带去客户，还得到更高工资！ 

生产投入产出环节的垂直联系俗称上下游联系，此外还有产品和服务互补的水平联系。西方学者对产业联系研究较早。赫希曼（A. Hirschman）1958年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概念；里昂惕夫（W. Leontief）的投入产出模型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霍尔（A. G. Hoare）从1973年起撰写了多篇论文，他发现一些企业在官方数据中看似有功能联系，实际并非如此，因此建议谨慎分析事实，以解释产业综合体的空间凝聚力。波特（M. E. Porter）1980年将价值链作为分析企业战略的工具；瓦柯（R. Walker）1988年用链（法文的filière）表达技术相关活动之间的联系；斯多帕（M. Storper）1992年用商品链分析全球技术区；格里菲（G. Gereffi）1994年提出全球商品链，2001年提出全球价值链；迪肯（P. Dicken）1998年用生产链分析全球生产网络。

理想地，供应商和制造商在地理上邻近，能使原料、零部件和半成品等快速、短距离到达制造商，在同一地点完成全部生产活动。20世纪的全球化使企业的国籍一度变得模糊不清。在产品的研发和设计、销售和物流等环节，全球价值链的“链主”掌握着关键技术，控制着低端环节的大量生产企业。很多大型公司实行全球战略，把细分的生产环节放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如美国的电影制片企业在好莱坞拍摄电影，在多伦多、悉尼和孟买等地进行后期制作等。香港利丰集团引以为傲的经典供应链解决方案，是在巴基斯坦纺纱、中国织布和染色、孟加拉缝制服装，使用中国产的纽扣和日本产的拉链。

世界上大量出口加工园区的产业联系主要在国外和区外。例如深圳在1980年代“外引内联”，提出“立足深圳，加强联合，面向海外，扩大出口”的方针，从来料加工开始，逐步转向中中（内联）、中外、中中外（内联加外资）等方式兴办合资、合作企业，通过特区与外国和外地的产业联系，迅速发展了外向型经济。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等国际组织一再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在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中逐步升级，并指出没有“自动扶梯”，需要进行学习和创新。2001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世界投资报告》以促进产业联系为主题，提倡加强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的联系，从而使本土企业受益。

二、产业链不是纯技术的建构

实际上，企业在近处还是远处选择供应商，与该企业所处产业链环节的区位因素，以及各地条件相关。如在网游产业中，从事游戏开发的企业与授权生产衍生品的企业一般都不在一地。再如，宜家设计产品之后，世界各地2000多家供应商展开激烈竞争，得分高的得到大订单，由设计研发机构与30多个国家的贸易代表处共同决定花落谁家。为客户定制的新产品研发和生产，往往位于客户所在地，甚至需要供应商园区。然而，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用大数据处理订单、模块化分解任务、规模化生产定制产品的企业又可远离客户。

近距离产业联系的好处

从产业链图谱分析本地产业环节缺失，在一个城镇甚至园区内不顾条件地“建链”的做法是令人担忧的。这些地方侧重于“建链”和“补链”，但很难达到“强链”。外延式规模扩张未必能提高地方竞争力，还可能滋生地方保护主义。有的地方把发展问题归结为“产业链条短，延伸不足”，甚至为了本行政区利益，限制企业到较远地方合理布局。不少地方忽视现有产业基础，围绕新兴产业盲目地进行“链条式”招商，这种趋势若长久下去，可能加剧产能过剩。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创新是社会过程，企业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等相关主体构成基于社会联系的创新网络，这种社会联系往往根植于本地。但是，近距离的产业联系不一定能促进创新，正如1988年佩纶（J. C. Perrin）所描述的法兰西南岛科学城的情景：“各单位都以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城堡，生怕失去势力；研究和产业相互注视，像壁炉上两只怒目对峙的瓷狗。”

最了解产业联系技术特征和实际需求的是企业。1990年前后，北京中关村多个企业无视酒仙桥电子工业区的存在，去珠三角建厂。2000年前后我在哈尔滨发现，某厂产品的包装箱来自遥远的佛山；供应商之一是贵州的，因为厂商之间是老朋友。我在绵阳某企业听说电子零部件来自东莞；在宁波某塑料模具厂听说聚酯切粒是由兰州石化厂供应的。供应商的选择过程一般至少需要两三年的试错，这种情况虽不尽合理，但作此选择，必然有它的道理。

三、产业联系在跨界“跨链”交流中形成

在国家层面，在关乎经济安全的产业链布局中，不仅需要产业链的“全”和“多元化”，而且要“高”——发展价值链的高增值环节，即能够控制关键技术的环节。

当前中国正在建设国家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企业创新联合体。据我理解，涉及到产业链国家安全的环节是战略性的关键技术环节。如何远见卓识地通过审慎的行动，创造出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呢？卡斯特尔（M. Castells）和霍尔（P.Hall）1994年对世界高技术中心进行深入调研和全面考察之后提出：“头等重要的是确定基本目标。为此，需要选择重点，而不是全面铺摊子，它包括优先考虑国家的还是区域的重点，以及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目标问题。整个事业中最艰难的部分，是推进大学研究人员与产业界的联系，这取决于学术文化和产业文化那样的东西。这种联系可以是非正式的，通过随便的交往或鼓励有创业精神的大学衍生公司而建立起来。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比较拘谨的社会里，这种联系可以比较认真地通过中介或联络机构建立起来。”

产业环节往往是跨产业、纵横交织的。很多创新发生在产业的边界，在跨界合作、“跨链”交流中实现。促进创新的产业联系虽难以进行精确的规划，却会发生在学习型产业社区之中。关于卡斯特尔（M. Castells）和霍尔（P. Hall）提到的“学术文化和产业文化那样的东西”，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已经有了很多很好的例子。例如深圳矽递科技有限公司创建的柴火创客空间，上海浦东技术型创业者的社区平台iTalk沙龙等，对打破产业边界，建构跨产业的联系，培育创新型企业，提高城市和区域竞争力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上海进博会等各种展会作为关系平台，有利于企业面对面交流，获得商业信息。

远距离的产业联系也是必不可少的，企业及其园区需要尽可能充分地学习、吸收和利用国内外领先技术。例如，上海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一些企业仍处于下游环节，尚缺乏减速器等核心零部件的技术能力，需要与沈阳、深圳、南京、武汉等市的优秀企业协同创新。另外，中国的很多企业已经成为组成全球供应链的环节，还要加强创新，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履行责任。

在园区提升产业竞争力，可以从关注产业链上下游的物质联系，转向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在促进产业联系方面，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者有义务协同各个相关部门的工作，而行业协会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开发区协会园区产业发展专业委员是旨在更好的发挥中国开发区协会的核心职能作用，组织优势、资源优势、专家优势，充分发挥央企单位、龙头企业等骨干力量，为园区及企业提供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化、专业化、标准化服务，以夯实各类园区产业发展，增强产业服务的综合能力，运用新技术、新方法，加速推动并落实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国家战略。